在线品鉴第七十六期—康有为致伍宪子函

康有为致伍宪子函，质地：纸，年代：中华民国癸丑年（1913），尺寸：纵18.3厘米，横24.3厘米。
释文：两书具悉，当查雪于法律，究竟若何？此事极要极要，因吾亦其比例，以为后计。吾母老甚，欲于三、四月间欲一侍也。亟细查，勿惜费。即日报，任与枯、黎连合统一、民主，共为一以敌国民，想必真也。顷已得任书言之，惟今日《日本报》言，举任为魁，必为某案，枯暂避。事迫矣。各地生意决开张，但尚乏本，今极急也。今为某案，南北甚决裂，第三党可得渔利，《不忍》颇销流，加款到五千，今付二百金与弟用，可查收。此问动定。二月廿四日。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肇造，康梁“虚君共和”之主张落空。民国初年，各界人士纷纷进行组党活动，政党的产生如“雨后春笋”，各种政党林立，其消亡及分合离散亦十分频繁。民初的政党，相互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跨党现象十分严重，至于党的宗旨“不过是空洞的招牌”^[1]。1912年10月，梁启超从日本启程归国，投身于政党政治，康有为则举棋不定。由于康有为在舆论上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各方政治势力都想拉拢其以壮大声威。无论是北方的袁世凯集团还是南方革命党（国民党），康有为都不想与其为伍，想拉拢其他派别结成第三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现馆藏康有为信札中有关于“第三党”之问题，宜作进一步梳理，补史料之阙。
　　1913年2月24日，《康有为致伍宪子函》中首次言及“第三党”：“今为某案，南北甚决裂，第三党可得渔利”^[2]。1913年4月7日，《康有为致伍宪子函》中再次提及第三党：“人心厌乱，顷南北皆思我，多请立第三党，乃至北中国民党张继等十余辈皆愿来拥戴，亦异事也”^[3]。1913年4月10日，《康有为致伍宪子、黎砚诒函》中又谈论此：“久不得书，何也？顷南北各地皆有第三党之望，而归心于我。北中国民稳健者，张继之流，欲戴我为魁，南中亦有拥戴者，揽抄李福基书可熟悉矣”^[4]。无独有偶，梁启超归国后，国民党曾积极拉拢梁氏。1912年10月11日，《与娴儿书》中梁氏曰：“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愤愤，然亦无可如何”^[5]。
　　1913年春，国会选举落下帷幕，国民党大胜，并跃居国会第一大党。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了扩大竞争力，再次谋求合并。5月29日，在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力图在国会内制衡国民党。在国会中，进步党以拥袁为己任，把革命党视为祸国之暴民。由上述材料可知，策划成立“第三党”时间应为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后到进步党成立之时。
　　此外，馆藏《半山致某君函》中详述拥戴康有为“第三党”领袖之事，亦解释了成立“第三党”联袁排孙之原因，信曰：“昨京中张继等亟欲公举长者为第三党领袖，又特派湘中范君来沪与弟等面商此事。据范君云黄兴确欲举长者为领袖，并助款，彼之意专在派袁故也。弟明夕即与智若往天津商此事，弟之意以为助枯以排国，国势既衰，枯之势力谁能当之。黄巾虽平，阿瞒即纂汉矣，岂复有吾党活动之余地耶？若联国以排枯，枯去则国之势力必骤盛，然彼党暴乱之性质，且党中不能统一，或利用其一部分以自立，效光武故事，则事大可为也。即不然，国之势分散，枯之势统一，吾党对付彼等之难易亦可决矣。此事甚重大，国人故未能决，尊意如何，乞示之。弟往津约十日即返沪，如何再告，此问，大安。弟半山叩，五月卅一夕”^[6]。
　　民国初年的政党斗争中，梁启超不支持革命派而支持袁世凯，这与两者在辛亥革命前长期在政治对立、彼此存在着敌意有极大关系。梁启超因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而不得不依靠袁世凯的支持^[7]。康梁等人受传统乡绅文化影响之深，并且与守旧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康梁与袁世凯宿怨甚深，梁氏在辛亥革命后对袁能言归于好，对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却始难相容。

注释：
^[1]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3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康有为致伍宪子函》（1913年2月24日），载自南海博物馆编《康有为手迹》，第214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3]《康有为致伍宪子函》（1913年4月7日），载自南海博物馆编《康有为手迹》，第206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4]《康有为致伍宪子、黎砚诒函》（1913年4月10日），载自南海博物馆编《康有为手迹》，第213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5]《与娴儿书》（1912年10月11日），载自《梁启超家书校注本》，第274页，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
^[6]《半山致某君函》（1913年5月31日），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藏。
^[7]马建标：《袁世凯与民初“党争”》，《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
^[8]戴鞍钢：《民国初年的政党政局》，载自《团结报—团结网》2017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