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品鉴第九十期—康有为行书语录轴

康有为行书语录轴，纸本，年代：辛亥年（1911），尺寸：纵246厘米，横62厘米。
释文：中国人皆兄弟也，皆黄帝子孙。一家一姓，而以一统。旧俗好自分，或以省界，或以府县界，或以乡族界，甚者以房界。夫分则弱，合则强，物之理也。今以吾四万万之同胞而分，令寡少，是自求弱也。汉、满、蒙、回、藏犹为一家，岂可以省、府、县、乡、姓而内树界乎？吾同胞应以为大戒，务合群，崇公德，相救助扶恤，义之至也。  辛亥六月 康有为 
钤印：①康有为印（白文）
　　　②他日更效驰驱重建大业（白文） 

　　此为康有为1911年6月于日本创作的书法作品。《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载：“宣统三年五月十一日，去港重游日本，寓须磨梁壬甫之双涛园”^[1]康有为由新加坡经香港来到日本，与分别八载的门生梁启超重逢于日本须磨。辛亥革命爆发，康有为此时期写著《救亡论》与《共和政体论》。康有为语录轴中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意识，这在其前期的著述中已有阐发。

　　康有为将“中华民族”视为文明连绵不断的历史共同体、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康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可谓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康有为在《官制议》（1903年）中指出普法战争后法国还清赔款甚速的原因在于“盖其分责一大任于数千万人也，乃所以陶融铸冶数千万人而为一体也”^[2]康有为想通过“陶融铸冶数千万人而为一体”而使国家走向富强。与之相反，分裂则将衰败：“故以一中国而分为万国，遂以四万万人而各为一人。夫以一人之小国，而立于各大国团体至坚之地，安得不弱亡绝种哉！”^[3]

　　康有为又以“黄帝”为象征凝聚人心，其在建构现代民族观时试图从蒙昧的神话中寻觅华夏民族之“始祖”，并最终选定“黄帝”，将其奉为至高无上的文化符号^[4]。康有为言：“盖通地球计之，我中国人民，三分有一，今受外国四割边境，几不成国。…… 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

　　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之下，康有为使用了代表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符号概念，其中“合群团结”的共同体意识溢于言表，如“四万万人”：“中国四万万人，皆出于黄帝；再追及黄帝所自出，则人人无非同胞矣”；^[5]如“黄帝子孙”：“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6]；如“中华国人”：“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当同为中华国人，不得殊异”^[7]。“合群”观念作为康有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表征，根植于康氏对“群-独”观念的理解与思考^[8]。1890年康有为万木草堂讲学期间，便已开始向弟子宣传“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9]。康有为广泛使用“合群”则与时局有着密切地联系。

　　康有为强调国家和文化的整体性，康氏的这种整体性认识源自孔孟儒学。国家建设层面，康氏以“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物之理也”为基准。如其在《论强国富民之法》（1903年）中言：“夫求强在合群。合群之道，独不如众之强，少不如多之强。则仅合一人者，不如合一家之强；合一家之强，不如合一姓、一乡之强；合一姓、一乡之强者，不如合一县之强矣。由此而推，合一县之强者，不如合一府之强；合一府之强者，不如合一省之强；而合一省之强，不如合一国之群之强矣”^[10]。

注释：
[1]张启桢编：《康有为在海外：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第157页，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张荣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2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张荣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204页。
[4]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晴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
[5]张荣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143页。
[6]张荣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121页。
[7]张荣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413页。
[8]蒋孝军著：《“群与独”：个体性问题—康有为政治儒学研究》，第94-10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楼宇烈编：《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9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0]张荣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