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品鉴第九十二期—康有为致伍宪子书札

康有为致伍宪子书札，质地：纸，年代：壬子年（1912），尺寸：纵17厘米，横46厘米。

释文：弟忠诚沉毅，为负荷之人，只有托之于弟，以待勉归同办而已。且昔欲弟归读书，今弟既留，不如自办之。远谓必无一人入会，实心为之，必无虑也。一以至诚毅行之，真积力久，未有不动人者。今虽无势，异日或有有势之时，吾能入内地便可集众矣。就不尔，亦当少慰海外之望，免海外廿年之人心散尽也。且今党人望绝，无款来为进行须款，亦不可已也，勉请注册后，稍发函电，办一、二事与海外交通。另《财政救国论》阅毕，可投之，或稍登报而后投之，数日后吾即抄副本来矣。若彼政府尚乱，则登报后乃投亦可，惟书可先投。《财政论》可印数千，或遍送人、或卖送各省及京。弟与掞商之，卖则交广智可也，并代查广智《金主币救国论》销流若干？今存若干？又及。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民国肇造，康梁领导的帝国宪政会面临“无皇可保”的尴尬局面。1912年2月，康有为将帝国宪政会改组为“国民党”，欲以重组国民党来挽回海内外政局的失利，尤其是重聚海外华侨的人力与财力^[1]。康有为《致各埠书》（1912年2月19日）中，亦鼓舞海外同志“勿以功名不己出而灰心，勿以党势不得权而易志”^[2]，希望挽救该党在海外各埠的政治危机。《康有为致伍宪子》（1912年5月）书札中即提及“当少慰海外之望，免海外廿年之人心散尽也。且今党人望绝，无款来为进行须款……。”^[3]然而，海外保皇派各埠对康梁在辛亥革命之际的政治期望远不止在海外重组政党，而是获取国内新政权的政治主导地位。《徐勤致康有为》（1912年5月28日）亦曰：“同志望吾党在内地进行眼将穿矣，而始终无一实事，令弟子何以措词，而坐以待毙，宜乎外人之目为马扁（诓骗之意）矣，可痛”^[4]。《康有为致梁启超》（1912年6月）则直言：“近者连接外埠书，皆及怨散之言，十余年辛苦经营，今真尽矣。呜呼！从前乱时，吾等犹可以不破坏自解，今者各处党发如麻，而吾党无声无臭，安得不令人愤绝望绝而散”。^[5]

　　伍宪子是康有为的得意弟子，亦是康门的忠实的追随者。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有为在日本急召宪子赴日，商议撰写《共和政体论》等事宜。《康有为致陈焕章》（1912年7月）曰：“吾欲决开是会，欲付托于弟，而宪子、君勉皆强力者，相与之成，必能尽收全国，可断之也”^[6]，康有为将伍宪子与“忠直之美”^[7]的徐勤相提并论，可见伍氏深受康有为器重。伍氏早先就有办报业之经验，文中提及《财政救国论》一书，其后定名为《理财救国论》，首发表于1913年2月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第一册。关于《财政救国论》的撰写时间，康有为在后记中说：“此稿成于夏初（1912年），于今半岁矣”。1905年康有为撰《物质救国论》中说：“夫成物质学者在理财……不能理财，则不能治物质学而经营海军，而中国将不可救”^[8]，下文接着说：“理财吾别有《理财新法》一书”^[9]，然此书并未问世，应该就是《理财救国论》。1908年康有为撰《金主币救国论》，并于1910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后期王觉任（康有为弟子）作序曰：“先生昔著《理财救国论》，与《物质论》并行，数年于兹矣”^[10]。序中康有为接着说：“吾《理财救国论》且有待焉，今先授《币制论》一篇以告国人”^[11]。

注释：
[1]安东强：《辛亥革命后康梁组建国民党史实发覆》，《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2]康有为：《致各埠书》（1912年2月19日），上海市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康有为致伍宪子书札》，载《康有为手迹》，第194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4]《徐勤致康有为》（1912年5月28日），载自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4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康有为致梁启超》（1912年6月），载自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65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康有为致陈焕章书》（1912年7月30日），上海市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70页。
[7]康有为谓：“勉（徐勤）忠直之美，任（梁启超）最敬之，识人最多而有望”。
[8]康有为著：《物质救国论》，第97页，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康有为著：《物质救国论》，第97页，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康有为著：《金主币救国论》，第25页，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康有为著：《金主币救国论》，第25页，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民国康有为撰《理财救国论》，本馆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