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品鉴第九十九期—康有为行书《大同书成题词》四屏

康有为行书《大同书成题词》四屏，纸本，年代：民国己未年（1919），尺寸：纵162厘米，横39厘米。
释文：千劫皆烦恼，吾来偶现身。狱囚哀浊世，饥溺为斯人。诸圣皆良药，苍天太不神。万年无进化，大地合沉沦。人道只求乐，天心惟有仁。先除诸苦法，渐见太平春。一一生花界，人人现佛身。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廿年抱宏愿，卅卷告成书。众病如其已，吾言亦可除。人天缘已矣，轮劫转空虚。悬记千秋事，医王亦有初。吾廿七岁著大同书，以为待之百年，不意卅五年亲见之。己未二月，康有为。 
钤印：① 康有为印（白文）
　　　② 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朱文） 
　　四屏节录自康有为《大同书成题词》，收于《延香老屋诗集》，见于《南海先生诗集》。康有为著《大同书》完成后不久，1902年又作《大同书成题词》。款识曰“廿七岁著《大同书》”，乃指光绪甲申年（1884）^[1]，史学界多认为《大同书》成书于1901-1902年，曰“不意卅五年亲见之”，指《大同书》复于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刊单行。此四屏笔墨淋漓痛快，墨色变化自然，点画浑厚，刚柔相济，体势开张，收放合度，为康氏不可多得的精品。钤白文方印“康有为印”，范国强认为此印为吴昌硕亲刻^[2]。其实康有为的常用印章中，有证可查为吴昌硕亲刻的还有：朱文“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此印最早见诸1916年康有为《登泰山绝顶诗轴》^[3]；朱文“天游堂”，边款为“南海先生正刻，癸亥二月，八十老人缶”^[4]。康有为晚年与吴昌硕的交游未被史家所载，仍有待于钩沉。
　　1912年，艺坛巨擘吴昌硕定居上海。因其卓绝的诗书画印造诣，在1910至1920年代的上海文化圈中，吴氏领袖群伦、执上海艺坛之牛耳。同时期，大批清末民初硕学鸿儒的士大夫“避乱沪上”，形成文化上的独特群体：“海派书家”^[5]。归国后的康有为厕身其中，并与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李瑞清等遗民交好^[6]。他们在时代的激变中选择寓居上海，以学问自遣，并以鬻艺谋求生计。吴昌硕在遗民圈中可谓交游甚广，海派书家俨然形成了广泛的交游网络^[7]。
　　近些年随着拍卖行的披露，康有为与吴昌硕等遗民圈文人间雅集唱酬逐渐浮出水面。1918年，吴昌硕、康有为、王一亭、李瑞清等作《上海六三园送别诗画》，就有吴昌硕写梅，康有为题诗和铃印^[8]。同一年，吴昌硕、康有为作《无量寿佛》，吴昌硕题写，康有为绘佛像，并钤印“仓硕”“康有为印”^[9]。1921年顾麟士绘《月湖草堂题咏卷》，吴昌硕题引首，其题跋包括郑孝胥、康有为、曾熙、朱孝臧、张謇等^[10]。1924年，陈曾寿绘《西湖归隐图》，有吴昌硕、康有为、陈三立、朱孝臧等的题跋^[11]。康有为晚年在上海与吴昌硕等遗民海派书家的交游，恰是“康体”书法形成的关键时期，其对康有为书艺的影响仍是有待探讨且具意义的话题，确定的是他们相互砥砺、各有建树，共同开拓和引领了清季民初的书法风尚。

注释：
[1]1919年，康氏《大同书题辞》曰：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清兵震羊城，吾避兵……著《大同书》……（《大同书》长兴书局1919年版）。
[2]范国强著：《尊碑：康有为书法研究》，第295页，西泠出版社2014年。
[3]朱兴华等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康有为》，第15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4]邹涛编：《吴昌硕全集》（篆刻卷），第26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
[5]王琪森：《士大夫群体加盟海派书坛的历史意义》，《书法》2008年第5期。
[6]详见张荣华校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7]详见张卫武论曾熙与沈曾植、李瑞清、吴昌硕等交游考，见载于《荣宝斋》。 
[8]吴昌硕、康有为等作《上海六三园送别诗画》，载自雅昌艺术网。
[9]吴昌硕、康有为作《无量寿佛》，载自雅昌艺术网。
[10]顾麟士《月湖草堂题咏卷》，载自雅昌艺术网。
[11]陈曾寿绘《西湖归隐图》，载自雅昌艺术网。
[12]图略改自于范国强著：《尊碑：康有为书法研究》，第295页。